打赢攻坚战 脱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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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扶贫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及其历史世界意义

时间:2019-12-30 18:16:50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黄承伟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成就举世瞩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坚持把脱贫攻坚工作摆到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了众多新思想和新观点,作出了众多新决策和新部署,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扶贫论述,既为新时代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世界反贫困事业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贫困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阐述了习近平扶贫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从直接减贫效果、间接减贫影响、重大溢出效应方面分析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历史意义;从坚定全球减贫信心、回应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等方面分析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扶贫论述为解决贫困治理的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有力推动了国际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发展。

关键词:反贫困理论;习近平扶贫论述;脱贫攻坚;贫困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坚持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就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众多新决策和新部署。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习近平又把精准脱贫视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战略部署。七年来,习近平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做出的一系列新决策和新部署,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想,推动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形成和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对脱贫攻坚的统领,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和党的领袖的深厚情怀”[1],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为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中国梦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也为世界反贫困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基于此,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贫困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阐述了习近平扶贫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分析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历史和世界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思想是习近平扶贫论述的理论基点

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最早从制度层面关注和分析资本主义贫困问题,指出消除贫困的根本出路在于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制度,实现全人类共同富裕。然而,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已经深刻揭露了德国社会存在大面积贫困的根源。1842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思想的起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在社会财富减退、增进及繁荣达到顶点三种状态下工人的状况,提出“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2]51-53。马克思还区分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指工人所处的除了拥有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外,其他一无所有的状况。“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3]40,“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3]38-39。“相对贫困”则是指工人参与社会总产品分配时,所取得的份额与资本家占有的那一部分相比较是微乎其微的,而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4]135,资本主义“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源界定为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分离,从而导致“无产者彻底的贫困,使他的劳动能力缺乏实现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5]。劳动者贫困源于资本、地租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分离导致了贫困,即生产资料的贫困,其进一步衍生出劳动者的生活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等。然而,“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6]421,因此,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使得“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708。“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7]721“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8]233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贫困和剥削的手段。马克思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9]832。那时候“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294。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无产阶级贫困现象及贫困化现实的考察,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本质、发生规律及制度根源。他们认为,造成无产阶级长期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雇佣制度和资本家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因此,作为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实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反的、以公有制和人民当家做主为基本要素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从源头上摆脱贫困提供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反贫困的方向必然是从消除贫困到实现人的解放、社会的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制度变革、消灭阶级剥削、发展生产力正是反贫困的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的贫困与反贫困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看待和分析贫困问题提供了唯物主义立场,指出了消除贫困的方向和根本路径。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消除工人阶级贫困化现象、关心人的利益、促进“自由人联合体”建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思想,为新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认识与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二、习近平扶贫论述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一)习近平扶贫论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确定脱贫攻坚的战略地位,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贫困定位的理论认识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0]3“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 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10]5这些重要论述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使命。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脱贫攻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变化,但社会主义为“一切人”谋发展的价值使命从未改变。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正是我国实现“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只有做到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全面的发展,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人才能自由全面的发展。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中反复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10]12。这些论述进一步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缩小,短板在农村深度贫困地区实现稳定可持续脱贫。这些论述中强调的重点,为实现包括农村贫困地区群众在内的所有人的小康社会指明了奋斗方向,即我们建立的小康要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现实需要,更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和前提。

这些重要论述从党和政府的职责、党的根本宗旨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结合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中国现阶段脱贫攻坚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明确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战略定位,增强全党全国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些重要论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届国家领导人关于反贫困的思想,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群众史观等基本理论的丰富发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

(二)习近平扶贫论述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脱贫攻坚“六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路径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脱贫攻坚,加强领导是根本。必须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10]50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指出了加强党对脱贫攻坚领导的重大意义,为在脱贫攻坚战中更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指明了方向。

二是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10]82“脱贫攻坚成败系于精准,要找准‘穷根’、明确靶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脱贫摘帽要坚持成熟一个摘一个,既防止不思进取、等靠要,又防止揠苗助长、图虚名。”[10]72这些重要论述阐明,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在“精准”二字上下足功夫,严格按照精准的要求推进和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认为,“六个精准”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根本要求,其实质是将传统的“大水漫灌”式扶贫转变为“精准滴灌”式扶贫,努力把精准理念贯彻到脱贫攻坚全过程。为了实现精准脱贫,习近平提出了“五个一批”的脱贫路径,包括“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10]65-69。做好“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四个问题”,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问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既为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圆满完成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贫困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

三是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是保障。必须坚持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增加金融资金对脱贫攻坚的投放,发挥资本市场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形成脱贫攻坚资金多渠道、多样化投入。”[10]94“要加强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加强审计监管,集中整治和查处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对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的,要从严惩处。”[10]92这些重要论述表明,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之一是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管好用好扶贫资金。投好、管好、用好扶贫资金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这就要求脱贫攻坚要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坚决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扶贫资金管好用好,公开透明是基础、群众参与是关键、完善监督是保障。要完善扶贫资金公示公告制度,保证扶贫资金使用的公开和透明;要建立群众全程参与的扶贫体制,确保农村地区贫困群众全程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提高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发挥媒体监督、交叉考核监督、第三方评估、巡视的作用;要把阳光扶贫、廉洁扶贫、公开透明贯穿扶贫资金使用、扶贫项目实施、脱贫验收全过程。

四是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脱贫攻坚,各方参与是合力。必须坚持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格局。”[10]107这些重要论述指出了社会扶贫的重要作用及其不可替代性,阐述了构建大扶贫格局的方向,提出要动员和凝聚社会各方积极力量的广泛参与,为我国在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更好地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更好地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脱贫攻坚,构建大扶贫格局,形成脱贫攻坚的合力指出了正确的奋斗方向。

五是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脱贫攻坚,从严从实是要领。必须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和各环节,实施经常性的督查巡查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确保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使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10]124这些重要论述指出了高质量脱贫的关键,同时也指明了实现真脱贫、脱真贫的路径。即在脱贫攻坚全过程、每一个环节都要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规范促进干部作风转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过程和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相融合。

六是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脱贫攻坚,群众动力是基础。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关系,培育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意识,培养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技能,组织、引导、支持贫困群众用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10]143这些重要论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阐明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脱贫攻坚的实践证明,重视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有助于激发和培育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脱贫。激发内生动力,要始终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加强对贫困群众的思想发动,把教育作为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要通过切实加强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采用多种方式把贫困群众组织起来,不断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要坚持贯彻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的体制、选好配强领导干部,发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带头作用,多措并举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激发贫困群众的自力更生精神,着力提高他们共享发展成果的能力。

习近平扶贫论述深刻阐述了如何认识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如何有效应对和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和完善脱贫攻坚治理体系。这些重要论述,正是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一系列时代命题的科学解答,对于统一和提升全党全社会对打赢脱贫攻坚战重大意义的政治站位与思想认识,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各行业、社会各界采取有效行动、合力推进脱贫攻坚,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创新,掌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提升脱贫攻坚能力,确保脱贫攻坚实效具有全局性意义和指导性意义。

(三)习近平扶贫论述从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指明了全球减贫合作的方向,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10]151“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10]153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中国的扶贫事业是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扶贫工作的开展与国际减贫合作的加强是密不可分的。同时,这些重要论述为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援外大局等重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有利于充分发挥扶贫软实力,增强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树立全球大国形象。习近平创造性的提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不仅为纷争的国际社会找到了底线共识,也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建构提供了目标选择。

尽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的减贫总体上取得积极进展。但是,世界范围内贫困问题至今严峻,是战乱和不安的重要根源,为人类发展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习近平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责任和担当,站在人类发展全局的高度,通过全球化的视野把减贫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强调中国的减贫既要为世界减贫做出重要贡献,还要为全球减贫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拓展了中国扶贫的全球价值。习近平关于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为推动国际组织、广大发展中国家拓展国际发展和减贫合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有效方案。无论从历史的长度,还是世界的高度来看,对于推动务实合作,加快发展中国家携手减贫,共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开拓全球减贫事业新局面,有力促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历史和世界意义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70年来,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实践中,习近平扶贫论述引领脱贫攻坚顶层设计,指引各地各部门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呈现出重大历史性意义。

第一,指引脱贫攻坚取得显著直接减贫效果。一方面,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连续6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1.7%,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而且改变了以往新标准实施后减贫人数逐年递减的趋势。全国832个贫困县已有436个宣布摘帽,历史性地减少了贫困县规模。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脱贫摘帽,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脱贫攻坚工作统揽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贫困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高出了2个多百分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明显加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等帮扶促进了贫困地区新业态的发展及特色优势产业的培育,激发了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异地搬迁、生态扶贫、退耕还林等多样化扶贫举措的实施,有力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此外,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消费水平稳步提升。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分别比1978年实际增长了11.5倍和9.3倍。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1元,是2012年的1.99倍,年均增长12.1%;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0.0%,比全国农村平均增速快2.3个百分点,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11]。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集中建设并投入使用,使贫困地区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群众生活质量全面提高。

第二,指引脱贫攻坚产生巨大间接影响。一是促进了全社会合力攻坚良好局面的形成。东西部扶贫协作,产生了助力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效果。定点扶贫畅通了党政军机关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了解农村与贫困地区的渠道,推进了干部作风转变,成为锻炼培养干部的重要平台。贫困人口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过程,在扶贫脱贫中提高了自我发展能力。“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形成,既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优良传统,也有助于在全社会培育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心聚力作用。二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夯实。党的十八大以来,近300多万国有企事业干部以及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干部被派驻到贫困村担任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在与当地的群众及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不仅加强了对基层国情民情的了解,转变了工作作风,而且提高了干部群众处理基层工作和复杂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中锻炼中得到了成长。三是提高了乡村治理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在贫困识别、精准帮扶、贫困退出等脱贫攻坚工作中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党群干群关系不断改善,农村基层的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第三,指引脱贫攻坚形成多维重大溢出效应。溢出效应之一是在创新构建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和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有力促进了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的构建主要表现在:与“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体制机制相适应,在各负其责基础上的合力脱贫攻坚责任体系;针对多维致贫因素、形成政策“组合拳”的政策体系;确保扶贫投入力度与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求相适应的投入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社会动员体系;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的督查体系;体现最严格的考核评估要求确保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的考核体系。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和保障。溢出效应之二是创新完善了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为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通过精准识别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回头看”机制甄别和调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不断提高贫困识别的准确率。为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有300多万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是从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选派,进行驻村帮扶,(目前在岗的第一书记20.6万人、驻村干部70万人),加上贫困地区原有的数百万村干部和197.4万乡镇扶贫干部,支撑一线脱贫攻坚的力量明显增强,解决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坚持因人因地制宜的原则,针对贫困地区全面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保证精准扶贫扶到点上、扶到跟上。为解决好“如何退”的问题,中央对贫困县、贫困村以及贫困人口的退出标准和程序做了明确的规定,各个地区进一步科学合理地制定了脱贫年度计划和滚动规划,通过第三方评估,对拟退出的贫困县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保持相关扶贫政策的稳定性,保证摘帽不摘政策,促进贫困地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支持和帮助其他贫困国家摆脱贫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实现经济高速、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通过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最早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减贫进程,为全球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习近平扶贫论述引领中国扶贫取得的巨大成就,坚定了全球减贫的信心。“从减贫速度看,中国明显快于全球。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从1981年末到2015年末,我国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了87.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6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32.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12]特别是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300多万,六年减少8300多万,有力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标杆,提供了榜样,坚定了全世界消除贫困的信心。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其中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举办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贺信称赞中国的减贫方略,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先生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即使在世界其他地区发展都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最贫穷地区的最贫穷人民仍然发展缓慢。为改变这一现状,全世界都需要加大投入。中国已经证明,通过集中精力改善最贫困地区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这种变化就会成为可能。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将为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问题带来曙光。”

第二,习近平扶贫论述引领中国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的构建,充分彰显了综合性精准扶贫策略的有效性,有力回应了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全球视野来看,受国别、地域、自然条件,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因素的影响,贫困问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致贫的原因也呈现出差异化和多元化,单一的减贫力量和措施在应对普遍存在的复杂性贫困问题时往往难以奏效。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以扶贫对象的需求为导向,综合性的扶贫思路与精准性的扶贫方法有机结合,扶贫资源的有效供给与扶贫对象的实际需求有机衔接,是治理贫困的有效手段,也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三,在习近平扶贫论述指引下,中国政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主导性作用的发挥,为全球经济增长带动减贫普遍弱化趋势的形成树立了“典范”。习近平扶贫论述的重要内容是发挥政府在脱贫攻坚工作过程和减贫工作成效中的主导性力量,在中国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政府是贫困识别、贫困干预、贫困退出以及脱贫成效评估等减贫全过程的主导性主体。脱贫攻坚工作中除了加大政府投入,还通过“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多层级政府间合力协作制度安排提升政府扶贫整体效能,激发并形成扶贫合力,不断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这是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动力来源。

第四,习近平扶贫论述指引中国围绕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问题构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为解决贫困治理一系列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以贫困识别及瞄准为例,国际上的贫困识别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贫困识别方法,主要采用个体需求评估法;二是自下而上的贫困识别方法,以社区为基础的瞄准方法即是典型案例。但是这两种方法的独立运用,在实际减贫工作中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政府结合具体的减贫国情将两种方法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统计部门抽样测算贫困规模,对贫困指标自上而下进行逐级分解,保证贫困识别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贫困户自愿申请、民主评议等自下而上的贫困识别机制,提高贫困群众的参与度和监督效果,保证贫困识别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指标规模控制、分级负责、逐级分解)与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评议)有机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为国际减贫工作中的贫困瞄准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第五,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核心的习近平扶贫论述,有力推动了国际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发展。西方主流的反贫困理论以“涓滴理论”为代表,认为贫困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即使没有社会政策的干预,经济发展的滴漏效应也会影响到社会的贫困阶层,从而使得社会贫困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得到解决。但这一理论使全球反贫困进入“停滞不前”的困境。中国精准扶贫思想不仅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强调要发挥脱贫主体的能动性,“智”“志”双扶,从而激发脱贫内生动力。这实际上显示出习近平扶贫论述对西方扶贫理论的超越。精准扶贫思想中内源式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是从多种层面认识和构建了中国农村反贫困理论,不仅对于中国减贫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政策性和实践性,而且对于国际贫困治理理论的创新,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贫困的进程,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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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1]国家统计局,扶贫开发持续强力推进 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EB/OL].(2019-08-12)[2019-11-18].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12_1690526.html.

[12]国家统计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EB/OL].(2019-08-12)[2019-11-18].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1657315446524687&wfr=spider&for=pc

基金项目:2019年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9JZD003)

作者简介:黄承伟(1965— ),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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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扶贫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及其历史世界意义

时间:2019-12-30 18:16:50

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黄承伟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成就举世瞩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坚持把脱贫攻坚工作摆到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了众多新思想和新观点,作出了众多新决策和新部署,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扶贫论述,既为新时代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世界反贫困事业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贫困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阐述了习近平扶贫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从直接减贫效果、间接减贫影响、重大溢出效应方面分析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历史意义;从坚定全球减贫信心、回应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等方面分析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扶贫论述为解决贫困治理的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有力推动了国际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发展。

关键词:反贫困理论;习近平扶贫论述;脱贫攻坚;贫困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坚持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就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众多新决策和新部署。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习近平又把精准脱贫视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战略部署。七年来,习近平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做出的一系列新决策和新部署,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想,推动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形成和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对脱贫攻坚的统领,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和党的领袖的深厚情怀”[1],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为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中国梦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也为世界反贫困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基于此,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贫困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阐述了习近平扶贫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分析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历史和世界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思想是习近平扶贫论述的理论基点

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最早从制度层面关注和分析资本主义贫困问题,指出消除贫困的根本出路在于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制度,实现全人类共同富裕。然而,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已经深刻揭露了德国社会存在大面积贫困的根源。1842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思想的起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在社会财富减退、增进及繁荣达到顶点三种状态下工人的状况,提出“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2]51-53。马克思还区分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指工人所处的除了拥有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外,其他一无所有的状况。“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3]40,“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3]38-39。“相对贫困”则是指工人参与社会总产品分配时,所取得的份额与资本家占有的那一部分相比较是微乎其微的,而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4]135,资本主义“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源界定为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分离,从而导致“无产者彻底的贫困,使他的劳动能力缺乏实现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5]。劳动者贫困源于资本、地租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分离导致了贫困,即生产资料的贫困,其进一步衍生出劳动者的生活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等。然而,“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6]421,因此,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使得“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708。“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7]721“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8]233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贫困和剥削的手段。马克思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9]832。那时候“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294。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无产阶级贫困现象及贫困化现实的考察,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本质、发生规律及制度根源。他们认为,造成无产阶级长期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雇佣制度和资本家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因此,作为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实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反的、以公有制和人民当家做主为基本要素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从源头上摆脱贫困提供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反贫困的方向必然是从消除贫困到实现人的解放、社会的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制度变革、消灭阶级剥削、发展生产力正是反贫困的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的贫困与反贫困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看待和分析贫困问题提供了唯物主义立场,指出了消除贫困的方向和根本路径。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消除工人阶级贫困化现象、关心人的利益、促进“自由人联合体”建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思想,为新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认识与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二、习近平扶贫论述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一)习近平扶贫论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确定脱贫攻坚的战略地位,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贫困定位的理论认识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0]3“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 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10]5这些重要论述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使命。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脱贫攻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变化,但社会主义为“一切人”谋发展的价值使命从未改变。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正是我国实现“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只有做到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全面的发展,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人才能自由全面的发展。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中反复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10]12。这些论述进一步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缩小,短板在农村深度贫困地区实现稳定可持续脱贫。这些论述中强调的重点,为实现包括农村贫困地区群众在内的所有人的小康社会指明了奋斗方向,即我们建立的小康要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现实需要,更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和前提。

这些重要论述从党和政府的职责、党的根本宗旨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结合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中国现阶段脱贫攻坚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明确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战略定位,增强全党全国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些重要论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届国家领导人关于反贫困的思想,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群众史观等基本理论的丰富发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

(二)习近平扶贫论述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脱贫攻坚“六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路径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脱贫攻坚,加强领导是根本。必须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10]50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指出了加强党对脱贫攻坚领导的重大意义,为在脱贫攻坚战中更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指明了方向。

二是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10]82“脱贫攻坚成败系于精准,要找准‘穷根’、明确靶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脱贫摘帽要坚持成熟一个摘一个,既防止不思进取、等靠要,又防止揠苗助长、图虚名。”[10]72这些重要论述阐明,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在“精准”二字上下足功夫,严格按照精准的要求推进和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认为,“六个精准”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根本要求,其实质是将传统的“大水漫灌”式扶贫转变为“精准滴灌”式扶贫,努力把精准理念贯彻到脱贫攻坚全过程。为了实现精准脱贫,习近平提出了“五个一批”的脱贫路径,包括“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10]65-69。做好“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四个问题”,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问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既为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圆满完成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贫困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

三是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是保障。必须坚持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增加金融资金对脱贫攻坚的投放,发挥资本市场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形成脱贫攻坚资金多渠道、多样化投入。”[10]94“要加强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加强审计监管,集中整治和查处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对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的,要从严惩处。”[10]92这些重要论述表明,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之一是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管好用好扶贫资金。投好、管好、用好扶贫资金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这就要求脱贫攻坚要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坚决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扶贫资金管好用好,公开透明是基础、群众参与是关键、完善监督是保障。要完善扶贫资金公示公告制度,保证扶贫资金使用的公开和透明;要建立群众全程参与的扶贫体制,确保农村地区贫困群众全程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提高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发挥媒体监督、交叉考核监督、第三方评估、巡视的作用;要把阳光扶贫、廉洁扶贫、公开透明贯穿扶贫资金使用、扶贫项目实施、脱贫验收全过程。

四是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脱贫攻坚,各方参与是合力。必须坚持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格局。”[10]107这些重要论述指出了社会扶贫的重要作用及其不可替代性,阐述了构建大扶贫格局的方向,提出要动员和凝聚社会各方积极力量的广泛参与,为我国在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更好地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更好地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脱贫攻坚,构建大扶贫格局,形成脱贫攻坚的合力指出了正确的奋斗方向。

五是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脱贫攻坚,从严从实是要领。必须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和各环节,实施经常性的督查巡查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确保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使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10]124这些重要论述指出了高质量脱贫的关键,同时也指明了实现真脱贫、脱真贫的路径。即在脱贫攻坚全过程、每一个环节都要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规范促进干部作风转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过程和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相融合。

六是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脱贫攻坚,群众动力是基础。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关系,培育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意识,培养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技能,组织、引导、支持贫困群众用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10]143这些重要论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阐明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脱贫攻坚的实践证明,重视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有助于激发和培育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脱贫。激发内生动力,要始终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加强对贫困群众的思想发动,把教育作为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要通过切实加强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采用多种方式把贫困群众组织起来,不断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要坚持贯彻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的体制、选好配强领导干部,发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带头作用,多措并举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激发贫困群众的自力更生精神,着力提高他们共享发展成果的能力。

习近平扶贫论述深刻阐述了如何认识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如何有效应对和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和完善脱贫攻坚治理体系。这些重要论述,正是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一系列时代命题的科学解答,对于统一和提升全党全社会对打赢脱贫攻坚战重大意义的政治站位与思想认识,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各行业、社会各界采取有效行动、合力推进脱贫攻坚,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创新,掌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提升脱贫攻坚能力,确保脱贫攻坚实效具有全局性意义和指导性意义。

(三)习近平扶贫论述从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指明了全球减贫合作的方向,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10]151“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10]153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中国的扶贫事业是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扶贫工作的开展与国际减贫合作的加强是密不可分的。同时,这些重要论述为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援外大局等重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有利于充分发挥扶贫软实力,增强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树立全球大国形象。习近平创造性的提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不仅为纷争的国际社会找到了底线共识,也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建构提供了目标选择。

尽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的减贫总体上取得积极进展。但是,世界范围内贫困问题至今严峻,是战乱和不安的重要根源,为人类发展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习近平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责任和担当,站在人类发展全局的高度,通过全球化的视野把减贫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强调中国的减贫既要为世界减贫做出重要贡献,还要为全球减贫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拓展了中国扶贫的全球价值。习近平关于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为推动国际组织、广大发展中国家拓展国际发展和减贫合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有效方案。无论从历史的长度,还是世界的高度来看,对于推动务实合作,加快发展中国家携手减贫,共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开拓全球减贫事业新局面,有力促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历史和世界意义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70年来,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实践中,习近平扶贫论述引领脱贫攻坚顶层设计,指引各地各部门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呈现出重大历史性意义。

第一,指引脱贫攻坚取得显著直接减贫效果。一方面,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连续6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1.7%,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而且改变了以往新标准实施后减贫人数逐年递减的趋势。全国832个贫困县已有436个宣布摘帽,历史性地减少了贫困县规模。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脱贫摘帽,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脱贫攻坚工作统揽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贫困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高出了2个多百分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明显加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等帮扶促进了贫困地区新业态的发展及特色优势产业的培育,激发了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异地搬迁、生态扶贫、退耕还林等多样化扶贫举措的实施,有力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此外,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消费水平稳步提升。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分别比1978年实际增长了11.5倍和9.3倍。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1元,是2012年的1.99倍,年均增长12.1%;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0.0%,比全国农村平均增速快2.3个百分点,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11]。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集中建设并投入使用,使贫困地区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群众生活质量全面提高。

第二,指引脱贫攻坚产生巨大间接影响。一是促进了全社会合力攻坚良好局面的形成。东西部扶贫协作,产生了助力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效果。定点扶贫畅通了党政军机关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了解农村与贫困地区的渠道,推进了干部作风转变,成为锻炼培养干部的重要平台。贫困人口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过程,在扶贫脱贫中提高了自我发展能力。“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形成,既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优良传统,也有助于在全社会培育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心聚力作用。二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夯实。党的十八大以来,近300多万国有企事业干部以及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干部被派驻到贫困村担任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在与当地的群众及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不仅加强了对基层国情民情的了解,转变了工作作风,而且提高了干部群众处理基层工作和复杂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中锻炼中得到了成长。三是提高了乡村治理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在贫困识别、精准帮扶、贫困退出等脱贫攻坚工作中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党群干群关系不断改善,农村基层的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第三,指引脱贫攻坚形成多维重大溢出效应。溢出效应之一是在创新构建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和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有力促进了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的构建主要表现在:与“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体制机制相适应,在各负其责基础上的合力脱贫攻坚责任体系;针对多维致贫因素、形成政策“组合拳”的政策体系;确保扶贫投入力度与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求相适应的投入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社会动员体系;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的督查体系;体现最严格的考核评估要求确保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的考核体系。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和保障。溢出效应之二是创新完善了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为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通过精准识别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回头看”机制甄别和调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不断提高贫困识别的准确率。为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有300多万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是从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选派,进行驻村帮扶,(目前在岗的第一书记20.6万人、驻村干部70万人),加上贫困地区原有的数百万村干部和197.4万乡镇扶贫干部,支撑一线脱贫攻坚的力量明显增强,解决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坚持因人因地制宜的原则,针对贫困地区全面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保证精准扶贫扶到点上、扶到跟上。为解决好“如何退”的问题,中央对贫困县、贫困村以及贫困人口的退出标准和程序做了明确的规定,各个地区进一步科学合理地制定了脱贫年度计划和滚动规划,通过第三方评估,对拟退出的贫困县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保持相关扶贫政策的稳定性,保证摘帽不摘政策,促进贫困地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支持和帮助其他贫困国家摆脱贫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实现经济高速、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通过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最早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减贫进程,为全球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习近平扶贫论述引领中国扶贫取得的巨大成就,坚定了全球减贫的信心。“从减贫速度看,中国明显快于全球。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从1981年末到2015年末,我国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了87.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6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32.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12]特别是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300多万,六年减少8300多万,有力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标杆,提供了榜样,坚定了全世界消除贫困的信心。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其中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举办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贺信称赞中国的减贫方略,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先生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即使在世界其他地区发展都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最贫穷地区的最贫穷人民仍然发展缓慢。为改变这一现状,全世界都需要加大投入。中国已经证明,通过集中精力改善最贫困地区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这种变化就会成为可能。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将为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问题带来曙光。”

第二,习近平扶贫论述引领中国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的构建,充分彰显了综合性精准扶贫策略的有效性,有力回应了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全球视野来看,受国别、地域、自然条件,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因素的影响,贫困问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致贫的原因也呈现出差异化和多元化,单一的减贫力量和措施在应对普遍存在的复杂性贫困问题时往往难以奏效。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以扶贫对象的需求为导向,综合性的扶贫思路与精准性的扶贫方法有机结合,扶贫资源的有效供给与扶贫对象的实际需求有机衔接,是治理贫困的有效手段,也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三,在习近平扶贫论述指引下,中国政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主导性作用的发挥,为全球经济增长带动减贫普遍弱化趋势的形成树立了“典范”。习近平扶贫论述的重要内容是发挥政府在脱贫攻坚工作过程和减贫工作成效中的主导性力量,在中国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政府是贫困识别、贫困干预、贫困退出以及脱贫成效评估等减贫全过程的主导性主体。脱贫攻坚工作中除了加大政府投入,还通过“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多层级政府间合力协作制度安排提升政府扶贫整体效能,激发并形成扶贫合力,不断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这是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动力来源。

第四,习近平扶贫论述指引中国围绕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问题构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为解决贫困治理一系列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以贫困识别及瞄准为例,国际上的贫困识别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贫困识别方法,主要采用个体需求评估法;二是自下而上的贫困识别方法,以社区为基础的瞄准方法即是典型案例。但是这两种方法的独立运用,在实际减贫工作中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政府结合具体的减贫国情将两种方法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统计部门抽样测算贫困规模,对贫困指标自上而下进行逐级分解,保证贫困识别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贫困户自愿申请、民主评议等自下而上的贫困识别机制,提高贫困群众的参与度和监督效果,保证贫困识别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指标规模控制、分级负责、逐级分解)与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评议)有机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为国际减贫工作中的贫困瞄准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第五,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核心的习近平扶贫论述,有力推动了国际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发展。西方主流的反贫困理论以“涓滴理论”为代表,认为贫困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即使没有社会政策的干预,经济发展的滴漏效应也会影响到社会的贫困阶层,从而使得社会贫困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得到解决。但这一理论使全球反贫困进入“停滞不前”的困境。中国精准扶贫思想不仅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强调要发挥脱贫主体的能动性,“智”“志”双扶,从而激发脱贫内生动力。这实际上显示出习近平扶贫论述对西方扶贫理论的超越。精准扶贫思想中内源式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是从多种层面认识和构建了中国农村反贫困理论,不仅对于中国减贫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政策性和实践性,而且对于国际贫困治理理论的创新,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贫困的进程,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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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家统计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EB/OL].(2019-08-12)[2019-11-18].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1657315446524687&wfr=spider&for=pc

基金项目:2019年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9JZD003)

作者简介:黄承伟(1965— ),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获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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