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社会长期和谐安定。陕西省政府研究室围绕汉阴县推行“三线两化一平台”(简称“321”）基层治理模式、便民服务及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等情况，先后两次走访10个镇、12个村和3个社区进行实地调研，与36位镇、村、社区干部，48位网格长、网格员进行面对面座谈交流，全面了解情况，两次召开县级部门座谈会深入讨论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认真分析研究，归纳了主要经验，就复制推广汉阴县基层治理模式提出了建议，形成了调研报告。

一、汉阴县“321”基层治理模式的具体做法和成效

汉阴县地处秦巴山区，人口31.3万，其中，农业人口26万，常年外出人口6.3万。“321”基层治理模式源于基层的社会实践和创造，最早发端于双乳镇江河村推行的“三线”联系群众法。2014年，该县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针对刑事案件高居不下等突出社会治安问题，特别是群众安全感大幅度降低等严峻形势，在总结“三线联系法”的基础上，结合县情实际，于2016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县推行“三线两化一平台”基层治理模式，先试点后推广，经过几年实践探索和创新完善，逐步形成了符合县情实际的务实管用的“321”基层治理模式，即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密切“党员联系群众、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中心户长联系居民”为纽带，以管理网格化、服务精细化为路径，以高效村级治理平台为保障的基层治理模式。

(一)建立“三线”联系机制，搭建连接群众桥梁

一是党员联系群众。按照“镇党委抓支部、支部抓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方式，推行农村党员“积分制”管理，让有能力的党员直接联系服务群众，以接待、约见、走访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法规，听取群众权益诉求，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全县有2100多名农村党员参与，增强了党组织的向心力。二是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按照“镇人大主席团抓代表小组、小组抓人大代表、代表联系选民”的方式，在各村建立人大代表工作室，将每周三定为“选民接待日”，每季度召开选民座谈会，掌握民情、收集民意、分类交办，年终由选民对代表履职情况进行评议。全县629名各级人大代表累计收到意见建议4100余条，通过逐一分类回应解决，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有效提升了人大代表影响力。三是中心户长联系村民。按照“镇政府指导村委会、村委会抓中心户长、中心户长联系村民”的方式，由群众推选中心户长2354名，协助镇村做好信息收集、纠纷调解、治安联防等工作，实行以案定补、以事奖补、群众评议、动态调整机制，竭力为群众提供帮助服务，构筑了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增强了中心户长亲和力。

（二）推行“两化”管理服务，织密服务群众网络

一是推行网格化管理。以村（社区）为单位，分片区设立一级网格，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设立二级网格，在人口较多的二级网格设立若干三级网格，每个基础网格按20～30户、70～120人的规模划分，网格员由党员、人大代表、中心户长“三线”人员担任，全县城乡划分为4876个基础网格，一对一配备网格员，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服务体系。同时，将矛盾纠纷、环境卫生、代办事项等全部纳入网格，实现将网格内人员、资源、服务事项信息化，做到了“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服务全覆盖”。 二是推进精细化服务。坚持逐户摸底、精准分类，依据群众经济收入、家庭结构、利益诉求等情况分为放心户、关心户和连心户，实施“绿黄红”三色管理，做到“绿色门前放心行、黄色门前停一停、红色门前要上心”，对应推行“在线、一线、热线”服务，即：放心户实行“绿色管理”，等候“在线服务”；关心户实行“黄色管理”，定期到户针对性开展“一线服务”；连心户实行“红色管理”，时刻保持“热线服务”，因户施策、精准服务、帮困解难。

（三）建成一个高效治理平台，提升综合治理效能

以“互联网+”思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了县级“321”大数据中心，在全县10个镇、156个村（社区）同步高标准建立了综治中心及信息中心，与县“321”大数据信息中心进行全面对接，构建起多方主体参与的基层高效治理“大平台”。新开发集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综治维稳、民生保障、便民服务、环境保护、精神文明等于一体的“321”基层治理信息系统，采取就近办、规范办、帮代办等方式，办事服务触角延伸到群众“家门口”，实现了群众办事不出村、代办服务送上门，大幅提高便民服务水平。同时，上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系统，实行线上受理、线下调解、专家支持、全程监督，对各类矛盾纠纷做到及时受理、及时分流、及时调解，有效提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时效性。一年来，共发布各类信息235篇，总阅读量超过120万，既为外界了解汉阴开辟了新窗口，又为群众办事服务搭建了新平台。

一是采集整理县情基础数据，为乡村治理提供有力数据信息支持。按照统计口径、统计方法、统计手段“三统一”标准，及时将基层数据信息收集上传，累计录入各类数据385项、3000余万条。

二是分析研判收集的各类数据，为决策实施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对采集的各类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及时形成研判分析报告，便于党委政府工作和决策参考，积极寻找乡村治理如何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对策，实现“上面千根线”与“基层一张网”的无缝对接，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提高服务群众的质量及效益。例如，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总结2020年年初使用“疫情通”经验的基础上，自今年1月26日起，全县2270名网格员全面通过“网格防”实时采集上报网格内返乡人员数据信息，做到了人员排查准确及时、监管预警科学有效，织密筑牢了疫情防控网。

三是科学合理运用数据信息，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研发开通“321”民情在线微信公众号，线上发布新闻动态、地域文化、旅游资讯向外宣传推介汉阴，推送各类政策和便民服务信息，受理群众诉求困难，实行分级交办处理。同时，线下建立定期通报、办理回访和民调测评机制，用小程序联系千万家。运行以来，全县有8.54万人主动关注“321”民情在线公众号，覆盖全县80%以上家庭，线上收集群众各类诉求意见8000余条，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均达98%以上。通过动态排查风险化解矛盾纠纷，及时发现掌握社会风险隐患和事故案件苗头，妥善化解了公私之间、群众之间出现的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越级访、集体访大幅下降。2020年全县越级上访较2016年批次下降75%、人次下降78.7%，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在全省平安建设满意度抽样调查中治安满意率达98%。

四是实现可视化调度指挥，提高平安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接入全县二类视频监控406路、三类视频监控4860路，各镇村社会治安状况实现了实时监控。10个镇、156个村（社区）全部接入综治视频会议系统。为全县2270名“三线”网格员统一配发了安装有APP的专用手机，通过综治APP实时上报信息和工作情况，县镇村三级分流处置，形成上报、受理、分流、办理、督办的闭环管理，既可以随时上报民情信息，也可以即时进行视频连线，下达工作指令,点对点交流互动、调度指挥，实现了“人在网格走、事在网上办”。2020年9月以来，全县各级综治中心共受理和流转各类事件（动态）8489件，90%以上的矛盾纠纷在镇、村（社区）两级得到解决，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

(四)政治引领“三治”融合，全面提升治理水平

一是强化党的领导。坚持把政治引领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切实建强基层党支部，选优配强支部班子，重构乡村组织网络。将各类村级组织法人和“三线”人员置于村党组织领导下，每个村的“管理人员”数量由过去的“两委”成员5至7人，扩充为50人以上的各类村级组织法人和“三线”人员队伍。同时，把担任“三线”人员作为培养村干部的重要途径，2020年全县村“两委”换届中，有308名“三线”人员新进入村“两委”班子，“三线”人员在村“两委”班子成员占比达38.33%，成为村级后备干部的主要力量。

二是加强“法治”保障。充分运用“321”基层治理模式加强镇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建立镇综合执法办公室统筹指挥、相关执法力量协作配合、“三线”人员参与支持的处置机制，着力构建“村社区吹哨、执法队报到，镇呼县应、上下联动”的基层综合执法格局。截止2020年4月底，全县五个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全面结束，10个镇均设置综合执法办公室，核定事业编制50名，实现机构设置、编制配置、执法事项集中，“一支队伍管执法”的目标。积极发挥“三线”人员普法宣传员的作用，坚持和完善“三官一律”进村（社区）制度，建成农村中心警务室23个、“法官工作室”46个、检察官工作联系点36个、法律服务工作站14个，实现156个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让“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村民行动自觉。近三年来，全县各类矛盾纠纷和案件持续下降。2020年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同比下降8.6%，各类刑事案件立案下降8.4%，受理治安案件下降11.9%。

三是注重“德治”教化。深入推进“诚孝俭勤和”新民风建设，健全落实“一约四会”制度，促进了德治落地生根。各村均依法制定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四会”，切实推进移风易俗，营造社会新风尚。大力推广优良家风家训，征集优选家风家训200余条。汉阴县被评为“全国家训文化之乡”。各村建立互助幸福院、道德（爱心）积分管理超市，不断激励村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四是激发“自治”活力。着力建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代表大会为决策主体、村委会为执行主体、村监委会为监督主体、村级经济组织为支撑、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六位一体”村级组织体系，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升了群众自治组织化和规范化水平，形成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格局。到2020年末，全县共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14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318家，互助资金协会116个。推行“两说一商”即“干部说法说政策、群众说事说心声、大事要事民主协商”工作机制，做到开放说事、民主评事、科学定事、合力干事。用活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一批公益慈善类、志愿服务类、文体活动类社会服务组织300余个，经常化民主协商将群众对村集体事务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落到实处，调动了群众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实现了自我发展、自我服务。

汉阴县积极推行的“321”基层治理模式，坚持党在农村基层的核心领导地位，重构乡村组织和治理网络，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干部群众的气顺了、心齐了、劲足了，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县域社会和谐稳定。2019年，汉阴县被确定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首批试点单位。

二、汉阴县基层治理模式的经验与启示

汉阴县基层治理的探索实践，从基层工作中来，从群众中来，践行了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关于社会治理的主要精神和总体要求，符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现阶段城乡基层实际，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丰富和发展，探索出了“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实现路径，是比较成熟、定型的基层治理模式，为全省提供了县域基层治理示范样本。

（一）通过机制创新夯实了基层治理责任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联系群众的最前沿。做好基层治理工作，必须树立以人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始终把为民服务、办实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决日常生活中“急难愁盼”问题和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汉阴县通过“三线联系”、“三色管理”、“三线服务”等创新工作举措，进一步坚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了“县级领导、乡镇指挥、行政村和社区具体组织、村小组和居委会做好配合、网格化管理服务全覆盖”的五级联动责任体系，实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责任明确，落实有力”。

（二）通过党建引领壮大了基层治理力量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做好基层治理工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基层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不断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农村各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汉阴县通过建强基层党支部，重构村、社区组织体系，形成了“六位一体”（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代表大会为决策主体、村委会为执行主体、村监委会为监督主体、村级经济组织为支撑、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工作格局，使基层治理力量扩大了5-10倍，实现了“党委吹哨、全员报到，力量整合，协调联动”，真正将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

（三）通过社会协同重塑了基层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治理最坚实的力量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也在基层。新形势下基层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跨界性、关联性、复杂性增强，需要党委、政府、社会、群众等各方力量携手合作，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汉阴县基层治理改革实践，坚持了开放融合的治理取向，完善了多方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充分发挥了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党员、人大代表、能人、乡贤、中心户长、普通群众等的作用。特别是通过推行“两说一商”等工作机制，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拓展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广阔空间。同时，坚持权力下放、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原则，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一本源，确保全县每64人就有1个网格员负责对接精准服务，构建起覆盖全域的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创造性地发挥了三级网格员在“三治”融合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成为广大群众遇到问题、找个说法的“第一对象”，参与村级事务、获得便民服务的“第一渠道”，发现矛盾苗头、及时化解上报的“第一探头”，最大限度地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有力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四）通过技术支撑创新了基层治理手段

科学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引擎，也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做好基层治理工作，必须充分用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事项及时公开、快速反应为重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构架、运行机制、工作流程等智能化再造。汉阴县通过建设基层治理信息系统、开通民情在线微信公众号、加强基础数据采集整理、分析研判等，实现现代科技手段与社会治理实践紧密结合。通过信息技术推进科学决策、增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服务，构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全链闭环，实现了基层治理的数字赋能，形成了“群众动嘴、数据跑腿、干群鱼水”的良好局面。

三、汉阴县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基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和创新完善的过程。根据调研情况，汉阴县“321”基层治理模式推行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

（一）地区基础差异较大，基层治理推进深浅不一

“321”基层治理模式在县域范围内整体推进，成效明显，但镇村推进存在一定差异。汉阴县长期保持6万多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人口约6.8万人左右，农村特别是地处秦巴山区深处的一些镇形成不少“空心村”，地域偏僻、居住分散，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及老弱病残人员较多，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组织力量薄弱，治理难度大，一定程度影响了基层治理效果。

（二）网格员队伍不稳定，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网格员作为“两化”管理服务的组织者、实施者，处在反映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发挥着关键作用，既是宣传员、信息员、调解员、巡防员，又是登记员、帮教员、协管员、督察员，工作面宽，责任重大，同时也是一个志愿者、义务工作者。基层干部和网格员普遍反映，绝大多数网格员没有固定报酬，只有兼任综治职能中心户长的300元/年补贴，以案定补、以事奖补的临时绩效补贴（小型调解50元～100元/次，中型调解100元～200元/次），待遇低且不稳定，影响网格员队伍稳定性和积极性发挥。网格员遴选、培训、使用、监督、激励奖惩等方面还需要制度规范引导。

（三）基层综合执法改革推进中存在的问题亟需解决

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执法力量下沉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充分利用基层治理平台和信息技术加大综合行政执法力度成为一项更加紧迫的任务。据汉阴县行政执法部门反映，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执法机构性质未定导致人心不稳。市场监管等五个领域执法队伍组建运转近一年，中省尚未明确执法队伍编制性质，导致转隶到执法机构工作的人员职称、职级晋升都处于冻结状态，造成管理矛盾。二是执法队伍不能有效补充导致力量紧缺。按省市转隶执法人员标准，符合转隶和暂时安排在执法队伍人员仅105名，空编45名，至今无法申报招录选调人员，执法力量严重不足，尤其是农业、文化市场领域执法人员紧缺矛盾突出。镇行政执法权责不明，执法力量薄弱，少数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只有5名执法人员，仅1人有执法证，难以适应执法需要。三是五个领域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编制滞后。截止目前，仅有国家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保护部公布了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其他部委尚未公布，致使五个领域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编制滞后。四是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矛盾突出。《陕西省行政执法证》明确执法类别共88个，无“乡镇综合执法”类别，受执法类别限制，乡镇人员执法证件无法做到各领域执法类别全覆盖，导致执法人员执法资格合法性矛盾。

（四）信息壁垒依然存在，治理平台功能需拓展提升

纵向看基层治理信息化网络实现互联互通，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但是横向部门之间、不同平台之间仍然存在“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问题，一些基层政务服务大厅尚未接入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一些地方信息共享和业务办理两张皮，重复建设问题突出，缺乏法规规范，需要下大力气整合信息资源，打通信息共享“最先一公里”，提升基层治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增强治理平台兼容服务功能。省级政务信息化多个牵头部门职能交叉、职责边界不清，赋予主管部门的推动政府数据互联互通等职责无法有效履行。

（五）基层治理模式存在一些短板

汉阴县是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传统农业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45.2%，在乡村以自治为主、德治和法治为辅、智治为支撑的治理模式具有普遍意义。而城镇社区治理方面相对薄弱，城市社区人口较多，构成复杂，治理难度更大，需要进一步探索创新差异化、多样化治理方式方法。  

四、关于复制推广汉阴县基层治理模式的建议

汉阴基层治理模式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符合基层社会现状和发展需要，走出了一条新时代基层有效治理的新路子。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形势下，推广基层治理“汉阴模式”正当其时，既是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生动体现，也是以高效能治理助推高质量发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有效途径，对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在全省复制推广汉阴县基层治理模式。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复制推广“汉阴模式”、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半年先行试点、一年全面推广、两年见到实效。结合关中、陕北、陕南三大区域实际和大小县区不同情况，科学谋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关中、陕南、陕北各选取3-5个县区试点先行，在试点基础上整体推进。一是强化党建引领整合力量资源，夯实各方治理责任。重塑基层治理体系，横向统筹各方力量协同联动，吸纳“两代表一委员”、在职党员、业委会主任、退休干部职工、物业管理人员、热心居民等共同参与，建立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纵向夯实市县镇村网格五级贯通联动责任体系，全面推行主体责任清单、工作责任清单，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有机转换为各方的具体责任。二是全面推进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零距离联系服务群众。结合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把网格作为城乡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科学设置网格大小层级、配置网格员，大型城市社区可探索“多网格融合”，推行“全科”网格员管理。充分发挥村、社区党支部和村委会、居委会的作用，建立健全密切联系服务群众长效机制，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畅通联系群众和民意收集渠道，搭建与民联络互动平台，利用网格化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从细微处着手，在服务载体、内容、方式上下功夫，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为群众提供精细化服务，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建立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撑平台，优化再造基层治理流程。高标准建设县区、乡镇街道办、村和社区三级大数据中心或信息化治理平台，实现基层治理主体互联互通，推进智能治理深度应用，依靠大数据分析和预警，将“事后风险”转变为“事前风险评估和预警”，助推决策科学化、防控一体化、服务便捷化。依靠“互联网+政务服务”，将“最多跑一次”等改革延伸到基层，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二）坚持基层治理与综合执法紧密结合，提升依法治理能力。加快推进综合执法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在认真总结五个领域执法队伍整合的基础上，推动应急管理等其他领域执法队伍整合，争取将我省纳入全国规范市县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机构编制试点，促进综合执法与基层治理协同发展，促进综合行政执法落细落小落实。一是及时研究解决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重大问题。尽快协调明确综合执法机构性质和人员补充招录事宜，探索解决综合执法机构人员“混编混岗”的思路和方法。探索建立镇级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按照“可委托、接得住”的原则，分期分批推进部门依法委托，推动执法中心、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最终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二是加快推进基层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探索建立部门专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和乡镇执法人员下派上挂机制，探索增加“镇综合执法”类别，解决乡镇综合执法人员执法主体资格问题，不断提高镇综合执法队伍能力和执法水平。加强与全省现有2500多个基层综治中心紧密结合，进一步做实城乡社区警务工作，不断深化“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全面落实派出所和社区民警警力配置“两个40%以上”要求，建立社区警务与网格化服务管理联动机制，坚持把防控风险隐患的关口向社区前移。

（三）推动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发展产业增加收入。把产业发展和富裕农民作为中心任务，在抓好基层治理的同时，把治理的力量集中到产业发展、提高收入上，发挥好基层治理中经济组织法人、乡贤能人等“关键少数”的带动引领作用，用足用好5年过渡期帮扶政策红利，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及主导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着眼激发干劲，制定集体经济发展创收奖励办法，用创收增量的20%奖励村干部和致富带头人，探索建立“基本报酬+绩效报酬+创收奖励”岗位报酬体系。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完善土地入股、订单带动等利益联结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

（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引进急需的治理人才。采取聘用招录等更加灵活的政策措施吸引选拔招揽使用各方治理人才。合理用才，把廉洁奉公、公道正派、群众拥护，有文化、有本领、诚心诚意为群众办事的人选任为网格员或职业网格员，落实适当的普惠性报酬待遇。加大网格员考核结果的运用，充分发挥正向激励作用，按照一定比例优先选进村或社区领导班子，打通上升通道，挖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新的“源头活水”,增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精准引才，围绕基层对人才的需求，分领域、分行业精准引才，继续加强大学生村官和专业类基层公务员招录力度，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培育乡土人才，加强农村社会工作、经营管理、法律人才队伍建设。精细育才，按照基层干部年龄层次、学识水平、岗位技能以及接受知识能力的高低，加强培训针对性，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培养造就一支懂基层、讲法治、会治理的基层工作队伍。

（五）加快推进数字赋能,为基层治理注入新的动力。加大信息整合共享力度，出台法规条例，完善政务信息整合共享的规范性文件和规划，健全政务数据整合和交换共享的地方标准，推动政务数据信息整合共享的法制化。切实解决“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顽疾”。建立健全数据共享的组织协调机制，规范各级政府部门政务信息行为，提升全省数据挂接交换能力,进一步加大生态环保、应急维稳等重点数据整合力度。依托即将组建运行省政务大数据服务中心，建立数据获取和使用安全规范、政务数据共享线上实时通道，支撑基层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加强行政管理的科学性、智能化和便捷度。推动基层治理平台与政府12345热线、“云上办公”、“掌上办事”、“秦务员”APP等平台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放大基层治理平台的功能，提高整体治理效能。

总监审：姚卜成
监　审：韩世雄
责任编辑：朱峰